- 作者：張瀞文
- 或許你不知道，多數孩子在學校被欺負，回家是不說的。怎麼察覺校園霸凌？如何協助孩子面對？
當平時開朗的孩子突然變了！變得沉默不語、常常發呆、靜靜哭泣、易怒、難專心、食欲奇差，甚至拒絕上學。他可能在學校遭受霸凌，需要你的幫忙。
很多孩子受了欺負不會說，有的甚至選擇結束生命，也不願意向大人求救。主要原因是，青少年正逢自主性的發展，他想證明自己是獨立個體，向父母或老師求助顯得自己無能。何況他比父母或老師更清楚同儕間微妙的互動，「告狀」，可能帶來孤立。第二，某些孩子被欺負的經驗其實源自學前，可是當時大人沒有適時的處理，孩子也沒學會更好的因應方式，使他面對類似狀況時，學到了退縮與不信任。
主動了解原因
一旦發現異常，父母應主動找孩子談話：「在學校是不是遇到壓力很大的事？」如果孩子不回答，問題可以更具體一點：「和老師有關嗎？還是和同學有關？」避免問太多、太抽象的問題，否則可能造成他們永遠閉嘴不談的反效果。
如果他當下還沒準備好告訴你，結束談話前讓他知道：「或許你現在很難告訴我，你只要想到，媽媽隨時都在。媽媽可以承諾你，你說什麼我都不評價，我只會聽。」預留下次談話的空間。
還有，把你的擔心和猜測透過字條讓孩子知道，也是很好的方式。
聆聽孩子的建議
當你希望介入找老師談時，先問過孩子：「希望媽媽怎麼做？」了解在整個學校系統中，孩子覺得誰是真正可以幫他的人？也許那只是某科任老師，而非導師或輔導老師。
進學校前，先找專業人員討論會更好。一個對青少年及學校系統很有經驗的心理師，可以針對孩子的狀況給予客觀評估與建議。不妨直接洽詢各縣市心理師公會，詢問心理師的名單，或向各地張老師、家庭教育中心詢問。
除了評估處理策略外，父母也可藉助對方專業處理自己的憤怒和情緒。也要讓孩子知道：「這不是你的錯！」經歷霸凌的孩子總是面對一連串的背叛，原來信任的同學、好友、老師等都可能漠視對他的傷害或成為加害者。
就算決定幫孩子轉學，也應適當處理後再轉。這表示，我們不是無計可施，逃到另一個學校，而是去面對、處理後做了另一個選擇。而且，孩子在下一個學校也可能會遇到類似情形，處理的過程對他來說是一種學習。
最重要的還是親子間的溝通。不要等有異狀才關心孩子，平時就多用些開放式問句了解他的交友情況：「在學校有什麼比較聊得來的朋友嗎？」如果他真的遇到困難了，父母才不會變成最後一個知道的人。
避免碰觸三大地雷
如果孩子願意跟你求助，好好珍惜他對你的「信賴」。第一次求助時父母的反應與處理，決定了日後遇到問題，他願不願意再告訴你。以下三種反應是處理孩子求助時的地雷，可能阻斷了接下來的溝通。
地雷一 責怪孩子。經典句型如「你之前怎麼都不說！」、「不是告訴你，不可以讓人家隨便動你東西呀。」
地雷二 暴跳如雷要找對方算帳。這樣可能導致他在同學間的處境更艱難。
地雷三 忽略孩子的告狀。不把孩子的抱怨當回事，只回應：「堅強一點！」，或「你要自己去面對！」
試著這樣做：事情發生時，先讓自己安定。靜下來聽孩子怎麼說，跟孩子有共同的感覺，在同一陣線。聽懂了，才能想出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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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讀】
校園霸凌為何蔓延？ 文／張瀞文
「教書第五年的時候，我透過班上一個女生的聯絡簿才知道，我們班學習成就低、表達能力差的學生家瑋，長期被班上成績前幾名的男生抓到男生廁所，將他架起，拿綠油精滴他下體。」台北市某國中教師呂心美（化名）回憶起初次面對學生間霸凌時的震驚。
「我們學校常報警，警察就來做筆錄，學生因為害怕會安分一陣子，不再打架鬧事。」東部部落國中教師方依瑋（化名）道出處理學生霸凌的困惑：「其實這裡的孩子都很樂天善良。我覺得報警不是好方法，但是好的方法在哪裡？」
「那一班的霸凌情形很嚴重，我去做團體諮商，有個學生跟我說：『老師，我白天打他（被霸凌者），晚上打電話給他。我跟他說，對不起，全班都在打你，我沒有辦法不打你。』」擁有多年青少年諮商工作的心理師黃心怡說出霸凌事件中旁觀者的心情。
校園霸凌，教育界的難題
簡單搜尋一下近幾個月有關「校園霸凌」的新聞──台東某專科學生遭同學毆打，圍觀六位同學非但沒阻止，還全程錄影流傳。北縣某國中男學生在校遭肢體暴力長達半年，不但被同學圍毆，還強灌感冒糖漿和增高藥。北市某知名國中女學生，不滿同學爭搶男友，不但毆打被害少女，還扒光她的衣服，以傘柄性侵下體。
這些見報的新聞只是冰山一角。兒童福利聯盟（以下簡稱「兒盟」）從二○○四年開始對校園霸凌現況做調查，一直到二○○九年，連續五年調查的數據顯示，約有一成的中小學學生在被霸凌中。問及「我會嘲笑、欺負或打同學」時，答覆「經常如此」及「每天都會」的潛在霸凌者佔了七%。
霸凌的定義，為長期、持續性的對某人予以言語或肢體的侵犯，或者是關係的排擠，或性的凌虐。一般分為語言、肢體、關係、性等四大類型的霸凌。根據兒盟調查，霸凌狀況以「關係霸凌」及「言語霸凌」居多。校園中的欺負多是排擠、言語威脅、嘲弄等「肉體看不見」的傷害。這些許多大人視為「家常便飯」的人際互動，其難辨認的特質常常使師長忽略關切，卻令孩子感到困擾。
兒盟前任研發長王美恩指出，近幾年來暴力型的霸凌也愈來愈嚴重，而且發生的年紀日趨下降，從過去國中生比較密集的狀況，往下延伸到國小五年級。
去年十月，高雄市議員周玲妏做了一次校園問題大調查，發現家長認為教育主管機關最急需解決的問題中，「校園暴力」位居第二，遠多過任何的學習問題。
換句話說，霸凌已經不是「少數人」才會遇到的特殊狀況，每個班級都可能有霸凌及被霸凌的孩子，處理霸凌，已經是學校和家庭必須面對的新困難。
為什麼要霸凌？
霸凌現象，不能只看成「霸凌者」的個人問題，而是整體社會環境、校園文化、家庭結構盤根錯節的「結果」。
媒體、網路、電動玩具的暴力化與聳動化，被認為是當代滋養暴力孩童的禍首。兒盟調查研究中也指出，隨著媒體、網路資訊的發達，孩子過早接觸成人世界及充滿暴力的環境，使台灣兒童的認知與行為皆有明顯英雄化、暴力化的傾向。近幾年的網路霸凌，把欺負人的內容貼到網站上公布流傳，被認為是青少年次文化中「很酷」的事。孩子不但從媒體學會如何使用暴力，更利用網路強化霸凌。
近年來的金融風暴，成人世界優勝劣敗與對工作的不安全感，也間接促成孩子的壓力。台灣心理治療協會理事長王浩威觀察：「在這不信任的文化中，大人更強調優勝劣敗，失敗者和成功者的樣貌更容易被標示出來。這種觀念放到學校中，孩子學到：我要保護自己，一有危險，就要攻擊，否則我就變成受害者。」
人本基金會執行長馮喬蘭則認為，廣義來說，多數國中生都是升學高壓鍋下的「被霸凌者」。霸凌到了國中益形嚴重，排除因疾病或家庭因素造成的霸凌行為外，學校的高壓絕對是霸凌行為關鍵的促發點。
「國中環境本身就是一個高壓爐，所有孩子每天從早考到晚，不斷被評比。評比標準是成績和品德，而且品德指的僅僅是你聽不聽話，」馮喬蘭語重心長。升學結構篩選出一群「學習成就低落」者，其中有不少聰明的孩子，在現有學校環境中找不到舞台。這些被升學制度與大人世界霸凌的孩子，轉而成為霸凌者，去欺負比他更弱的同學。「這些小孩其實也是被霸凌者。他沒有能耐和本事對抗真正壓迫他的人──爸媽和學校，所以他欺負比他弱的人。」馮喬蘭認為，唯有改變升學結構，讓「學校辦的是教育而非升學率」，孩子才有可能改變。
教師撤守，不作為
另一方面，學校老師的確也需要更多的資源和支持。台北市教師會副理事長兼諮輔部部長楊益風表示，近幾年教師地位低落，「現在打老師的學生可能會變成英雄」。
近幾年親師糾紛頻傳、零體罰入法等，讓教師在沒有裝備，沒有新的輔導管教知能下，卻要面對愈來愈複雜的學生問題，許多教師乾脆選擇撤守與放任。專門協助中輟少年的勵友中心一位輔導員就表示，他經常進駐國中輔導邊緣學生，很訝異的發現，現場教師面對台下學生的吵鬧或干擾，最常見的狀況是不採取任何作為，彷彿沒有事情發生。在他輔導的中輟生中，許多是被視為麻煩人物的霸凌者，他們心中最大的傷害，竟是來自老師的不理不睬。有些中輟學生還願意回校園上幾堂課，只是因為那堂課的老師會關心他、願意跟他說說話。
馮喬蘭建議應將學校當成社會心理輔導中心，讓更多的社工資源、心理輔導專業進駐，幫助學生、教師、家長，提前預防、減少霸凌的發生。讓新的人力進到校園，「增加『新的眼睛』看待學生，才有機會打破壓力鍋文化，」馮喬蘭說。
打造沒有懼怕的上學環境
孩子長時間待在我們以為很安全的校園中，但是，若缺少大人的正視與努力，校園環境其實充滿了輕視異己、趨炎附勢、用拳頭解決問題的不安因子，讓孩子懼怕上學，甚至有人因此自殘或自殺。
與其指責霸凌的孩子及其家庭，其實可以更積極理解大人肩負的教育責任，給孩子一個沒有懼怕的上學環境。
在學校，應該從校長開始，宣示經營一個「無霸凌學校」。當然，除了宣示，一定要具體的策略、執行計畫。例如清楚向全校師生知道什麼是「霸凌」，它不只有肢體的傷害，言語的嘲弄、刻意排擠同學都是其中一種。
成功大學行為醫學研究所教授柯慧貞建議，學校應藉由定期的不記名問卷，了解校園中正在發生或即將發生的霸凌事件。更積極的作為是，為老師爭取適合的師資培訓課程，讓老師有足夠的技能與時間處理校園霸凌。
一旦霸凌發生，就不單單是導師的事。校長應該負起責任，統籌各處室，甚至援引外部資源，像社工師、心理師、關注青少年議題的民間機構，甚至是中途學校、警政單位，給予教師更多協助。
在班上，老師要去經營友善、同理、團隊合作的班級氣氛。從二○○四年開始在台灣倡議預防霸凌重要性的兒盟前任研發長王美恩，近年來進入國小校園，帶著老師思考如何創造尊重差異的班級氣氛。王美恩認為，如果等到霸凌發生才處理，成效有限。預防霸凌，老師是關鍵人物，他必須了解孩子及自己的特質，了解班級的「團體動力」：誰是領導者、誰是依附者、班級間的人際關係與網絡……，找到適合班上的方式，經營溫馨、支持、包容差異的文化。
所有的孩子都應該了解，霸凌不只是霸凌者或被霸凌者的事，是所有學生的事。孩子必須更深刻認識正義感、尊重差異、生命價值、友善，學著管理自己的情緒、同理他人的處境。
美國情緒教育知名團體Second Step（第二步）最初是為了解決校園霸凌事件而成立，但是課程到後來發展成情緒教育。以「霸凌」為起點，我們可以教給孩子更多，攸關正義、同理、良善、尊重這些普世價值。
在心態上，不標籤霸凌者或被霸凌者，轉念思考：我還可以從中學到什麼？大人要常常提醒自己，當孩子最不可愛的時候，往往是他們最需要愛的時候，霸凌的發生只是求助的一種方式。如果我們習慣在事發後揪出罪魁禍首處罰，以為這就是處理，其實反而加劇了校園中的不平等，孩子學會的不是尊重，而是以暴制暴。
一旦發生霸凌，要求孩子負責任是應該的；但老師更深刻的責任是，透過這樣的事件，讓所有人都有所學習。
教師呂心美回憶，當初得知班上學生家瑋被欺負時，震怒的她決定用校規處分六個欺負人的學生，學生在辦公室回嗆：「大不了記過！」隔天家瑋媽媽在教室外走廊和六個男孩談話，訴說做為媽媽聽聞自己孩子遭遇的難過與心疼。接著她說：「我不生氣，我知道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對他。你們是這麼好的孩子，會這樣做只是因為起鬨，絕對不是惡意欺負他。我希望這件事讓你們更懂得和這樣的孩子相處。」呂心美一直記得那個畫面：家瑋媽媽輕輕的說，但男孩們的頭愈來愈低。後來，男孩沒被記過，他們沒料到自己竟被如此善意對待，他們將這樣的善意回饋給家瑋，以及身旁的人。家瑋媽媽為所有孩子及呂心美都上了一課。
態度上，為孩子搭起最後的正義防線。不標籤與不處罰並不等於姑息霸凌，學生應該知道，霸凌不合法，大人也不允許強欺弱的事一再發生。
在暢銷小說《事發的19分鐘》中，長年在學校飽受同學欺凌的高中生彼得拿槍瘋狂掃射校園，他說：「每個人都說我毀了他們的人生，可是當我的人生被毀的時候，好像沒有人關心。」有時候僅是「漠視」就足以造成巨大的傷害。
更重要的是，國家教育政策應正視校園霸凌現象，提供老師更多資源與協助，改善校園霸凌現況。
